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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减少政府投资是中国经济破局方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白重恩 东方IC 资料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如何？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界定政企关系？

12月25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白重恩，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了“中国经济何处破局”的演讲，分享了他对这些问题研究。2017年，白重恩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琼合作了中国金融四十人(CF40)内部课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它的部分成果《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获得了2017年第17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公认的最高奖项。

当前中国经济的四大困局

一、政府主导的投资减速。基础设施投资从去年的年增长率19%，下降到今年前11个月的3.7%。白重恩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中国需要减少政府投资，尽管短期内会带有阵痛，这可以让中国经济的结构得以调整。

二、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资金。白重恩认为，其中原因在于，过去给民营企业提供资金的渠道风险较大。而现在为了防范风险，加强了监管，所以某一些给民企输血的渠道就不那么畅通了。

三、企业税负重。政府目前有相应的减税措施，比如“营改增”。但这也加强了税收的监管的力度，所以企业觉得赋税加重了。

四、外界国际贸易的因素，这使得中国的经济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减少政府的投资是未来的方向

白重恩重点解释了减少政府的投资是未来的方向。他从历史背景寻找其原因，需要追溯到10年前的那场次贷危机。白重恩给展示了2008年前后的要素积累和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要素积累包括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而效率改善在经济学中，则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综合的效率改善。在2008年之前的29年里，平均每年GDP增长10.5%，而人力资本的积累，贡献了其中的3.21%，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6.24%，所以，那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的改善。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健康的。

2008年之后，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平均只有8.2%，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变成了1.04%，而效率改善的贡献占3.18%，资本产出比增加占其中的3.94%。其中，人力资本积累贡献的减少，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改变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享受着“人口红利”，即可以参加劳动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增长，生产的产量肯定不断增长。而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消退了，贡献值也降了下来。

人力资本除了劳动力数量之外，质量也很重要。中国的教育正在改善，大学入学率不断上升是个巨大的变化，使得人力资本积累巨大提升。现在的中国不可能有以前那么快的增长速度，所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减少是一个不可逆的、必然的变化。

可是，2008年之后，效率改善的贡献只有以前的一半左右。资本产出比增加了许多，这意味着每生产一块钱的GDP所要用的资本越来越多，这说明资本积累的速度快于GDP增长的速度。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要持续这样的增长，居民消费就会被挤压，这也意味着老百姓(47.210, 0.00, 0.00%)没能从经济增长得到获得感。此外，要维持资本产出比百分之四左右的增长，这通常伴随着效率改善速度的减慢，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之后，效率改善的贡献减少的原因。

2008年政府刺激经济进行大量投资，不仅侵蚀消费，还降低了投资的效率。白重恩的研究发现，中国全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在2008年之后下降了很多。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其他的企业之间的回报率是有差距，融资平台所带来的回报率比较低。而这类融资平台所占比重在上升，使得整体的投资回报率下降。

因此，白重恩认为，如果处理得不好，中国就可能陷入低效投资的恶性循环。因为如果为了达到某个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就需要财政刺激。假如这个刺激是政府投资，便需要占用资源，使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而资源被占用之后，民间投资的成本就高了，这两类投资的回报率是不一样的，从而造成总体效率的下降。因为总体效率下降，就会想要去实现另一个增长目标，从此形成恶性循环。

而且，政府的很多投资是通过举债来做的。投资的回报率本身就不高，还要还债，所以只能借新债还旧债。这个问题政府也意识到了，所以这两年政府加强了对债务的控制，要去杠杆。

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中国该如何调整经济结构，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

不要设定过高的增长目标

白重恩认为，走出恶性循环首要要做两件事。首先不要设定过高的增长目标，其次需要不断地改善投资结构。

什么才是合适的增长目标？GDP等于劳动生产率乘以劳动力总量，所以，GDP的增长速度就等于这两项增长的和。“人口红利”消退，所以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会减慢。但是，劳动生产率又该如何预测？什么样的劳动生产率是合适的？

白重恩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差异很大，有的国家增长非常快，有的很慢。而实现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即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在下降。所以，可以从中发现一个规律，随着经济潜力的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在未来是一个成功的经济体，那么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跟这些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是相似的。

根据白重恩的研究，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还会持续放缓，2016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为6.68%，与6.70%的实际值非常接近。之后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不断下降以及劳动力规模的不断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且下降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在2016-2020年间降至6.28%，2021-2025年间降至5.57%，2026-2030年间降至4.82%，2031-2035年间降至3.94%，2036-2040年间降至3.40%，2041-2045年间降至3.46%，2046-2050年间降至2.98%的水平。

怎么办？

白重恩提出了以下几条应对之道：降低企业负担，鼓励企业高效投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促进消费；更加合理的退休年龄，对冲人口红利消失问题；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使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发展第二、三支柱，推动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改善国有企业治理。

养老保险改革是关键

白重恩尤为强调养老保险的作用。一方面，在全世界比较稳定的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往往都是比较长期的投资者，而养老保险的投资者是这些投资者中最主要的力量。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措施也可以帮助中国为改善资本市场打下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企业负担中比较大的部分是社会保障的缴费，而这个缴费中最大的是养老保险的缴费。

如果推进养老保险的改革，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第一，可以降低企业负担，鼓励企业投资，企业负担降低以后可以有更强能力去扩大生产，企业做更多高效投资，整个经济的效益也会改善。

第二，促进消费；养老保险的缴费中有一部分是居民缴的，居民少缴了以后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动用，有更多的余钱可以进行消费，而促进消费也是改善发展质量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第三，如果设计比较合理的退休和待遇之间的挂钩机制，鼓励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晚一点退休，那么中国的劳动力就不会短缺得那么严重。从白重恩的研究中发现，到第15个五年计划时，中国的劳动力会负增长，如果作出调整和改变，缓解劳动力负增长给我们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通过合理的退休年龄来对冲人口红利的消失。如果养老保险设计得比较合理，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比较强，缴费的积极性比较强，历史遗留的问题也通过其他的方法解决了，那么养老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性就会得到保障，人们对养老保险就会有更强的信心。

第四，发展第二、三支柱，推动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如果养老保险缴费降低了，腾出空间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也会对资本市场有所帮助。中国的金融改革中造成的一些现象是企业要获得资金比较困难，企业资金过度依赖于间接投资，过度依赖于金融机构，企业投资中90%以上来自于金融机构而不是来自于资本市场，如果养老保险改革能够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可以使得投资渠道更加畅通。

第五，将部分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让社保基金参与企业的治理，那么国有企业的治理也会得到改善。

因此，在白重恩看来，有效地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同时实现多个目标。

当前，政府的投资不得不减速，如果政府的投资还继续以高速度发展，中国的投资结构就不可能改善，效率也不可能提高，就可能陷入低效率投资的恶性循环中。如果能够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政府的投资减速后也可以刺激民间的投资和消费，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变得更有活力。

中国金融监管的加强使得民间投资获得资金比较困难，如果能改善资本市场，那么也会更好解决投资渠道不畅这样的问题。当外部环境对增长不利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企业的自主创新来走出困境，单自主创新要靠降低企业的成本，让企业有更强的积极性来为自主创新进行投资，降低了养老保险缴费以后，居民可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来增加消费，这也对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产生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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